能源革命与“习近平常态”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6月13日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的公报通稿中，习近平所言“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长期战略”是核心主旨。既然罕见地公开定义为“革命”，而不是过去惯用的“革新”，就预示着中国能源领域将在未来数年中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

多元供应

正以“革命”为标题，新华社宣告其间战略意义：“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面临着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2013年，我国石油进口对外依存度接近60％，2014年原油净进口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天然气进口对外依存度首次突破30%。虽然是煤炭生产大国，却早已成为煤炭净进口国。与此同时，能源消费结构缓慢转型下，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巨大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说，随着我国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能源安全愈发凸显。此次将能源消费革命同能源生产革命一起提高到国家长期战略的高度，其背后有着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深切含义。”

根据中央高层的要求，在能源消费环节，将“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此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已经宣布，为确保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对未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地区，国务院领导同志将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并限制新上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同时，设置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消费的“天花板”，适当调减雾霾严重地区和能耗大省能耗增量。

能源生产环节则意在“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

其中，国内供应方面有三个导向，分别是“继续建设以电力外送为主的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继续发展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以及“抓紧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

所谓“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主要体现为特高压，有关此项技术的争论在过去十年中连绵不绝，直至上月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时仍有专家学者表示反对。而随着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四交四直”特高压线路，以及国家能源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本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接连认可，大局已定。

核电项目则是另一个广受舆论关注的能源话题。根据中新社引述的周大地分析，“此次会议对核电的表述，意味着中国未来将按照先沿海再内陆的方式发展核电”：“核电发展只能在沿海不能在内陆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但既然各方有疑虑，那么先从沿海做起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做法。”

此外，人民日报前天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出面发表的《优先发展清洁能源》，另附“大力推动海上风电发展”的多元供应思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大海上风电发展力度。加大对海上风机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大功率风电机组的研发。完善海上风电场建设管理机制，协调有关各方利益，稳步推进海上风电场的开发建设管理工作。形成合理的海上风电定价机制，引导企业投资海上风电。”

根据会议公报，习近平提出，“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务实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加大中亚、中东、美洲、非洲等油气的合作力度。”

理解“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中的含义，最直接的背景当然是中俄上月签订的天然气巨额合同，而更宏观的视角则是正在发生的全球能源生产消费巨大变革，也就是页岩气、可燃冰、电动汽车、节能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也就在中央高层研究能源革命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国家能源局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包括“组织好与俄罗斯、中亚等国的重点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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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方式

“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是除“革命”之外的另一个突破说法。论述能源体制革命时，习近平明确宣布要“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

按照中新社所引周大地分析，“过去各方过多强调能源的公共品属性,导致其价格无法按照市场波动。一些企业长期低价使用能源,导致结构调整困难。”

这不仅预示着以中俄天然气合作为契机，中国的能源定价机制顺势走向市场化，煤电气价格将产生波动，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本人的经济调控思路，即“‘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一周以来，中央媒体接连刊文，为总书记新论提供注解，其中包括《瞭望》所刊新华社副总编慎海雄署名文章《领导干部要成为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学习时报头版所载《怎样用好两只“手”》。

同于上周五，经济日报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署名文章《如何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在提出“以‘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加快市场开放”时，所示信号中就有能源话题：“可以考虑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打通国内外市场，允许地方炼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勘探市场。”

当然，通过新华社电稿，舆论也普遍注意到习近平已经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则担任副组长。针对“30多年来这一组长职务均由总理兼任”的传言，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声称不实，“财经小组组长一直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担任”，但是，“作为中国最高财经决策机构的财经小组的会议，会后并不对外公布消息。这也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以来官媒首度公开财经小组组长、副组长名单”。

根据这一动向，兼及早前新华社连续三篇为“克强经济学”正名的文章，智谷趋势宣布，“未来解释中国经济政策的关键词，将是‘习近平常态’”：“最高决策层此番公开习近平的财经小组组长身份，则对外释出强烈信号，经济工作的决策权已更大程度集中于中共中央和财经小组，国务院在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将更偏重于执行的技术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