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少了13亿 深圳电价缘何大降8分
财新网2015-04-16 08:42:04
深圳市的商业企业成为了新一轮电改的第一批受益者。深圳市实行输配电价改革不到半年,深圳就宣布商业电价每千瓦时(即每度)平均降价8.43分。以目前深圳的商业用电量计算,这意味着深圳市的商业企业一年将少支出12.99亿元电费。
广东省发改委在近日发布的《深圳市利用输配电价改革成果降低销售电价》消息中宣布了上述降价消息,并称这是去年11月开始实施深圳市输配电价改革之后的成果之一。上述文件还显示,此次调价行动中,工业电价、居民电价维持不变,大幅降低深圳市各类商业电价,将其降低至现行工业电价水平。目前深圳市10千伏高需求商业用电峰期电价约为1.03元/千瓦时。
深圳市输配电价改革自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输配电资产经重新审核之后,2015-2017年深圳市电网输配电价水平分别核定为每千瓦时0.1435元、0.1433元和0.1428元,比2014年深圳电网实际购电、售电价差每千瓦时0.1558元下降1.23分。根据深圳市2014年的售电量来计算,降价后将出现总额为9亿元的一个降价空间。国家发改委要求,降下来的输配电价最终要传导到销售端,即降低终端销售电价,惠及广大电力用户。
广东省发改委资源价格管理处处长李群智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商业电价能有这么大的降幅,主要就是利用输配电价改革后产生的这9亿元的降价空间。这次商业电价下调之后,深圳市工业和商业企业用电价格水平相同,实现并轨,之后深圳只有两类电价,居民电价和工商业电价。
深圳的输配电价改革的第一步是由政府来核定和监督电网企业的成本,在此基础上,根据准许成本和合理收益原则核定输配电价。作为本轮电力改革的首个试点地区,深圳市希望在厘清输配电资产并核定输配电价后,将电力市场垄断者——电网公司的经营模式从收取购售电差价转变为收取过网费。在深圳市试点宣布之后,深化电力体制的纲领性文件9号文也于3月26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签发。新一轮电改拉开大幕。
李群智告诉财新记者,这次降价主要针对的就是当前深圳市商业电价过高的实际情况,利用的是输配电价改革的成果,下一步煤电联动的调价正式出台后,深圳市的工商业电价水平还有下调空间。
国务院于4月8日召开的常务会议决定,按照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约2分钱;实行商业用电与工业用电同价,将全国工商业用电价格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1.8分钱。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相关文件还没下发到地方。
电价高企是深圳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痛点,工商企业都饱受其苦,深圳市的经济转型也因此受累。深圳原本希望通过此轮改革重新要回购电权和定价权。深圳在2004年前曾有一段时间实行地方自主定价。2004年之后定价权被上收到广东省,深圳电网的调度也归属广东省省网管辖。据悉,深圳从省网购买的趸售电价比例约为70%,本地电厂的变成30%。这些外购电由省网趸售给深圳电网,售价约为0.71元,远高于广州电网的趸售价,也高于南方电网的平均上网电价。在深圳看来,购电成本过高是深圳近些年来电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2013年,南方电网整体平均上网电价为0.424元/千瓦时,广东省为0.519元,深圳则为全省最高的0.658元。但深圳的平均终端销售电价为0.792元,以价差计算的输配环节电价才0.134元;整个广东省电网平均销售电价0.722元,平均输配电价是0.202元。
据电网业内资深人士介绍,深圳之所以承担了比广东省平均电价更高的上网电价,因为在省级制定的趸售电价体系下,深圳从省网购买的电要比省内其他地区更贵,承担了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交叉补贴。
来自深圳供电局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销售电价下调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于深圳电网的让利,因为趸售电价没有变化,只是在核定输配电价时砍掉了一些投资和其它成本,相应地下调了电价。据他介绍,此次下调让利幅度很大,因商业电量和工业电量占到了深圳总供电量的78%。他并不认为改革已经触及和改变了深层的利益格局。
根据国家能源局2013年的监管报告,南方电网全年的税后净利润为83亿元,其中深圳供电局公司的净利润为13亿元。
上述消息人士还透露,最初方案是计划商业电价下调,工业电价上调,调到一个中间值,统一工商电价。现在是工业电价不动,下调商业电价,主要是为了显示出电力改革的推动效果明显。
另有深圳市一家发电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深圳商业电价宣布下调同时,电厂的上网电价并没有调整。“上网电价一般7-8年调整一次,由电厂和广东电网双方协商。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链条上都没动,所以这次动的是深圳电网的奶酪。”
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吴疆此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则对新一轮电改的前景表示担心。在他看来,这次电改没有明确电网剥离售电资产,也未明确电网不再作为统购统销的主体,在电网经营模式不变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政府核定输配电成本来监管电价,对政府监管能力要求过高,可操作性不强,长期下来容易沦为“作戏”。“垄断企业的成本怎么核?”他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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