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部工业大县的“零碳”梦

　当雾霾和气候变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时，湖南的一个工业大县悄然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创建中国首个“零碳县”。

　　从高碳到低碳再到“零碳”，这个看起来似乎有些天方夜谈的发展路径，正是经济强县长沙县正在先行先试的创新探索。碳产品、碳仓库、碳产业、碳交易……这些新事物和新名词如今正在长沙县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滋生、成形。

　　“零碳不是无碳，而是使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转化成新能源或者固化封存，正负相抵为零。”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排碳大县，长沙县是在探索一种在不放弃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零碳经济发展模式，期待这种模式成熟后可以在全国各县复制推广，重现工业革命前的蓝天白云。

　　梦想源起责任与担当

　　长沙县位于湖南省东部，处于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地带。在2014年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科学发展百强)排名中，该县位列第七，连续三年位列中西部各县第一。该县同时还是“全国文明县城”、“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金奖”、“国家生态县”等殊荣的获得者。

　　和许多工业大县一样，长沙县也曾经历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并付出了沉重代价。近年来，通过转型、集约发展，得以形成“用1%的土地支撑经济发展，99%的土地保护生态环境”的局面。

　　“即便我们天天在谈绿色发展、‘两型’发展，却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雾霾天。”当山青水秀的长沙县雾霾天数也开始与日俱增时，作为“生态县”父母官的杨懿文困惑了：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期望通过发展创造财富，并把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百姓。但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空气污染、二氧化碳排放，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越积越多，又成了祸及百姓健康的隐形“杀手”。

　　到底谁该为环境污染埋单？工业大县在快速发展经济时，到底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给雾霾做了多少贡献？能否找到一种有效的途径，减少或捕捉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带着种种疑惑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长沙县开启了一场应对全球变暖的“零碳革命”。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认真对待碳排放問題。”在杨懿文看来，减碳除霾不能盲目施政，必须“对症下药”。在“零碳县”发展模式提出之前，长沙县曾委托国家和省里的相关专业机构对全县碳源碳汇进行盘查与核算。对一个地区的碳排放进行全面普查，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数据显示，长沙县2013年能源活动和工业生产的碳排放量为555.46万吨，工业排放是长沙县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专家论证，这些碳可被海洋和陆地生物圈吸收再利用掉55%。

　　“家底”摸清了，还有45%的二氧化碳如何消化？根据长沙县的测算，通过节能减排可以减少约21%的碳排放，采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又可以消耗掉20%。余下4%约22万吨，怎么办？

　　创新让梦想照进现实

　　一个默默潜心于速生草研发多年的化学家，让这多余4%的二氧化碳找到了“归宿”，也让长沙县创建“零碳”县的梦想照进现实。

　　“既然依靠森林自然回收和依靠减少新排放都解决不了化石能源带来的二氧化碳存量问题，我们就通过治本——捕捉和回收二氧化碳来解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碳循环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雷学军说。而这种所谓可以治本的办法其实就是一种能够捕碳的速生草，它能将化石能源释放的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起来，变成生物碳。

　　在位于长沙县跳马镇田心桥村的速生草碳转化封存科研总部示范基地，记者见到了这种高达3-4米、叶子宽大、外形类似玉米和高粱的速生植物。

　　雷学军用通俗的语言向记者解释其中奥妙：这种被命名为“绿心”的速生草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成有机碳化合物。因为生长迅速，它每年可像割韭菜一样被收割四到五次。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核算，一亩速生草一年能吸收和固化14吨二氧化碳，其50年的碳储总量是相同面积森林的100至150倍。

　　从2007年开始研究速生草到现在，雷学军已经研发出6种可适应不同土壤和环境的品种，最高的可生长到6-7米。这些速生草收割后便被送到科研基地的“固碳加工流水线”，通过干燥、粉碎、压缩，最后成为规格一致的标准碳产品。根据“南方林业生态应用技术国家实验室”、“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作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提供的检验报告显示，这些有机碳块中有机碳含量达49.2%，封存1吨有机碳块相当于封存1.46吨二氧化碳。

　　作为学者，雷学军更愿意这样解读“零碳县”，就是指一个县级行政区划范围内，通过碳规划、碳统筹，应用减源增汇、绿色能源替代，碳产品封存、碳交易及生态碳汇补偿等方法抵消碳源，使碳源与碳汇代数和等于零。

　　雷学军测算：将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当前的0.04%降低到工业革命前的0.0275%，需封存6661亿吨标准碳产品；若每年封存130亿-150亿吨碳产品，需种植土地、湿地和水面面积的速生草约1亿公顷。按此推算，50年内即可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到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这一理论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也曾被许多人看作“空中楼阁”。但正在为降碳除霾寻找良方的杨懿文却紧紧地握住了雷学军的手。

　　就这样，一个担当务实的执政者和一个拥有创新精神的学者走在了一起，共同寻路“零碳”经济发展模式。

　　逐梦零碳发展模式

　　新事物从认知到接受总是困难重重。

　　2014年初，长沙县正式提出创建全国首个“零碳县”。杨懿文直言，最初开会时一位老同志甚至认为这是“忽悠”人，打赌这项工作开展不了。

　　“零碳办”这个绝无仅有的机构也由此在长沙县诞生，由发改局、环保局等17个部门组成，负责全面推进开展零碳县的试点工作。县委书记杨懿文任“零碳县”发展模式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县委常委王国良临危受命任零碳办主任。

　　“起初是一种心忧天下的茫然感。”王国良坦言，受命之初，虽知治理环境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因从未涉及也无任何现成模式可借鉴，对是否有所作为深感茫然。

　　从学习各种国内外专业资料，到与雷学军教授沟通、交流，如今的王国良已对“零碳”概念及发展模式深熟于心，且信心满满。随着各项工作的不断推进，这个当初的“门外汉”甚至出席了中国第十四届经济论坛，有幸与丹麦的专家进行了一次关于零碳的对话。

　　尽管“零碳”是一个概念性很强的东西，但为了真正让它“落地生根”，长沙县提出开展“零碳县”发展模式试点，并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创建“零碳县”的战略目标，成立了“零碳县”创建组织机构，并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牵头《长沙县“零碳县”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杨懿文介绍，长沙“零碳”发展模式其实是三条腿走路：通过节能减排实现万元GDP碳排放量零增长；年度碳排放总量实现零增长；年度排碳总量通过各种途径抵消，实现零碳。

　　围绕产业低碳化、生活绿色化和碳汇规模化三大任务，长沙县将启动各项零碳工程，完成碳汇基地建设、零碳机关、零碳企业、零碳乡村、零碳社区、零碳学校和零碳体验馆建设等示范工程，争取到2025年，将碳排放总量控制在555.46万吨，为下个十年零碳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圆梦期待“碳税”推广

　　在长沙县，雷学军领衔的项目组已将688吨碳产品成功固封在碳仓库里。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准确计量的碳交易产品，等于封存了1000吨二氧化碳。这些被压制成长方体的标准碳产品将来还可以做燃料、肥料和化工建材原料，甚至可以代替化石能源。

　　按照《长沙县“零碳县”发展模式试点实施方案》，该县计划在2016年实现封存标准碳产品60万吨，完成100万吨级标准碳仓库的建设目标，形成一套完善的生产排放、捕捉固化、回收利用技术体系。

　　但大规模固封二氧化碳，钱从何来？

　　杨懿文为记者释疑解惑，刚开始试点时，县财政会拿出一定资金，实行由政府先帮企业购买碳排放权的办法，先购买一半、四分之一，再逐步过渡到由企业来承担。在建立好碳交易系统平台之后，长沙县将实现碳交易从“虚拟交易”到“实体交易”的转换。

　　这意味着，今后长沙县将实行“碳税”。所谓“碳税”，就是多排放多交钱、少排放少交钱，按照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收费，做到谁污染谁治理。目前，长沙县已向湖南省环保厅申请碳税交易权限。

　　与以往税收不同的是，“碳税”拟与标准碳绑定，即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就要购买相应数额的标准碳产品。这种“碳税”运作模式，不但能实现固碳项目的有效运作，提供持续资金，也能自动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倒逼企业创新减排。

　　科技部调研室主任胥和平认为，速生草固碳技术及其引发的固碳产业发展(碳收集、封存、使用、服务等)，以及碳汇交易方式变革，对中国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在国际谈判上争取主动具有重要意义。

　　探路“零碳”，长沙县并不是孤军作战。作为这种工程的坚守者，杨懿文欣喜地告诉记者，目前这一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认可，国家相关部委陆续到长沙县调研考察“零碳县”发展模式。

　　但是，长沙县探索“零碳县”建设仍有许多难题待破，如建立“碳税”的法律执行体系、农民种植速生草及其相关产业链的培植等都需要更高层面来推动实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试点，推动全国‘零碳’县的建立，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环境，造福百姓。”杨懿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