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碳不意味着减GDP，核心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形成绿色新动能
第三十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刚刚在巴西贝伦闭幕。全球的气候行动正处在一个关键且艰难的历史关头，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因素在减弱，消极因素在增多。在此关头，需要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正确方向，而COP30的成功落幕恰恰证明《巴黎协定》下的多边进程仍然走在实现长期气候目标的轨道上。
2025年11月，第三十届气候大会在巴西贝伦召开 摄影：马铭泽
今年是《巴黎协定》十周年，中国在气候大会之前就宣示了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以上，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
在这个关键节点，中国及时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不仅展现了大国担当，也更因为“双碳”行动是中国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要实现“双碳”目标，不是简单的减排情景曲线预设，也不是要用发展来换取降碳目标。而是要以降碳为核心抓手，转变发展方式，背后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发展模式转变的核心是能源系统转型，中国是全球首个尝试依靠非化石能源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大国，这将为全球发展中国家转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并不容易
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中国作为受人瞩目的大国，及时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维护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势头，中国的NDC目标是兼具“雄心和务实”的一揽子方案，并为今后多边谈判设定了“NDC+力争更好”的基调。
对中国自身而言，从五年前制定“双碳”目标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的事。“双碳”行动是我们通过自主判断、自主选择，通过深思熟虑，并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未来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绿色转型发展。
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的挑战，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共同趋势，需要各个国家合作努力。根据国际责任和自身条件，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争做得更好，呈现大国担当。
在当前形势下，应对气候变化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都存在，由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单边措施的影响，积极的因素在减弱，消极的因素在增加，特别是美国退出以后的影响面非常大，除了自己不做，还影响整个气候科研、创新、融资、供应链安全等多个领域，并限制其他国家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动力乏善可陈，需要中国提供更多动力、发挥积极作用去引领气候行动。
COP30中国角 摄影：马铭泽
对于中国NDC3.0目标，我想有三点解读：
第一，目标的制定是基于规则。制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在《巴黎协定》公约之下，自下而上设计的，其核心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应该优先减排，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排放空间。
第二，要基于现在的转型规律和降碳的经验。观察发达国家的降碳经验，对于大国来说，碳达峰之后降碳都是比较困难的。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峰值要下降超过10亿吨，这将超过美国、欧盟达峰之后五年左右下降的幅度和绝对量，中国的降碳速度将是达峰之后最快的。
第三，这一目标是基于中国现实的情况。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能源、电力消费还在迅速增长，特别是近几年，由于新能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终端能源电气化的转型路径等原因，中国电力需求保持6%-7%的强劲增长。同时，中国也为全球提供了廉价的新能源技术和产品，但其生产排放是在中国境内，问题是如果中国不去生产，其他国家生产的成本和产生的排放都会更高。
综合这些因素，中国提出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比峰值下降7%-10%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与此同时，中国希望能力争做得更好。
未来十年，中国也面临很多现实困难，比如对欧美的绿色产品出口受地缘政治和单边措施的影响，他们考虑去中国化、去风险。但另一方面，南方国家非常积极，希望更多的合作，中国可以提供“用得起”的清洁能源来帮助这些国家满足清洁能源需求和实现转型，也能够为他们提供新的技术和增长潜力，摆脱过去依赖化石能源来实现现代化的路径。
中国赞同提出雄心目标，但更重视落实行动。中国目前的GDP增长并没有同能源脱钩，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降碳意味着减少能源消费，在没有足够的可再生能源保证下，能源减少直接影响GDP增长，进而影响就业和收入增长。对一个大国而言，现阶段降碳必然涉及全经济领域、所有部门和社会进程，是系统性工程和综合目标，而非单一行业行动。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这比单纯设定达峰年份及碳排放数值更为重要。
因此，要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转型是最关键的。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那么之后减少碳排放会很快。但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达峰之后的平台期会比较长，降碳也不可持续。西方一些国家的经验是碳排放达峰之后会反弹波动，就与没有实现安全稳定的能源转型有关。
▌降碳不等于减GDP，而是转变发展方式，形成绿色新动能
降碳应成为实现转型和增长的引领性指标和系统性抓手。结合中国的实践，降碳行动可以形成引领转型实现绿色发展的动力，而非单纯地受限和增加成本。降碳作为工具，可以成为指导多领域转型的系统抓手。
回顾各国发展历史，绿色转型的路径呈现出根据发展条件，经济发展先后与常规污染、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消费，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逐步“脱钩”的规律。
资源环境经济学中有经验性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即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存在“先破坏再好转”的经验性规律，环境问题往往呈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且不同污染物排放量和资源使用量的峰值各有不同。这与国际分工、自身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及社会条件等多个因素有关。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工业化和资源密集型增长，常规污染物排放最为突出。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 产业结构升级、能源效率技术的应用，以及治理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能源强度的下降，从而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各类常规污染物排放的“脱钩”。
二氧化碳作为非常规污染物，其排放的“脱钩”通常需要长期的政策干预和新能源技术进步, 因此往往出现在发展后期，也是实现绿色转型过程中最复杂的环节, 要求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特别是形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远比常规污染物治理和能源效率提升有更加复杂和系统的影响机理。可以说，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对国家治理能力和系统调控能力的要求更高,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入和广泛。
回顾中国的发展和环境相关作用的过程，在常规污染物排放逐步减少和资源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的进程中，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是在不断增加的。中国2012年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来，一开始是把污染攻坚战放到最核心的地位，目前常规污染物基本上解决，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地改善，再进一步，降碳就成了很核心的议题。
碳排放和常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其他环境问题有根本不同。治理空气污染、水污染需要付出成本，并且是问题和目标导向的治理，通过构建约束性指标、治理收费机制，推广各类治理技术和加强监管，逐步加以解决。如前所述，由于降碳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需要进行系统治理和变革，需要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贸易方式，特别是建立新型能源体系。在治理阶段上，是从强度控制到总量控制，最后是形成绿色低碳动能阶段，而总量控制与形成绿色新动能又是相辅相成的。
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不能只用减排情景曲线来表征，它应该是一系列目标、技术、资金、政策等综合驱动的系统行动路线图。
中国的降碳政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从“十一五”开始，中国将单位GDP能耗降低纳入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十二五”，中国提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要求，并将碳排放强度列为约束性指标。中国已于2015年和2020年先后两次提出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不断提升目标的完成强度和时限。
2020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承诺，此后，相关的政策不断调整完善，“双碳”逐步成为政策重要的系统抓手，降碳成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也提出基本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系统性变革
对大国而言，GDP与能源消费脱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大约为每年4吨标煤，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且人均GDP约为1.3万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未来，中国的发展不太可能迈向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高能耗发展模式，而是大概率会参考欧洲、日本的能源消费模式，人均能耗仍需增加1吨标煤左右，当然降碳的目标主要是减少能耗当中的化石能源总量，如果新增能耗主要来自非化石能源，原则上不应设定严格的能源总量上限。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靠化石能源支撑，而且当时化石能源价格低廉，能量密度高。而可再生能源是分布式、间歇性、能量密度低的能源，但经过约20年努力，中国让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并逐步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使之成为增长的重要支撑，形成新能源产业、低碳供应链体系和绿色增长新动能。
过去化石能源支撑了经济发展，因此，降碳往往意味着减少GDP。未来，生活的现代化会继续增加能源消费，但新增的能源需求要依靠可再生能源。依赖化石能源的GDP要转变为不依赖化石能源的GDP，这就需要以降碳和新能源引领的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能源系统转型，同时也涉及所有的经济部门，涉及所有的生产、消费和贸易模式。
能源转型是一个系统问题，不仅仅是要发展新能源，还要加上电源侧的灵活性改造、多能互补，输电侧的电网变革、储能及绿氢等配套，消费侧的电动汽车和需求侧政策响应等，构建一个能够支撑生产、生活以及贸易的新型能源体系。以此为基础，还可以基于这些能源和材料，拓展其他如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生物质能等产业。
除了自上而下的新型能源体系构建，也还有自下而上的零碳园区、社区及企业新商业模式的实践创新，不断丰富基于不同需求的应用场景和最佳案例。中国正在探索和过去不一样的路径，这不仅为中国，也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系统解决方案。
转型的路径一方面需要靠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另一方面把电源变成清洁的电力。因此，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非常重要。一个未来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庞大的电力系统，需要怎样的电网，如何保证安全，需求侧如何响应，分布式和集中式电源如何协同，储能等调节性资源如何保障，电力市场如何建设等等，这需要系统性的变革实践与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中国行动的全球价值
中国是全球首个尝试依靠非化石能源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大国，这一点具有历史性意义。中国不仅在技术和产品上实现了突破，更重要的是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方面正在积累系统经验与解决方案。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企业过去多年的努力，极大地降低了光伏、风机、动力电池、电动车等各类绿色产品的成本，加速了全球能源转型。国际社会（特别是北方国家）对此心态复杂，既希望中国加快行动，又对中国技术优势带来的依赖和竞争感到焦虑。
如今地缘政治形势复杂，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对中国绿色产品采取单边措施，是中国绿色产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尽管这会抬高转型成本。有研究表明，根据疫情前数据，如果2023年-2030年间，光伏组件逐步转向各国国内生产，到2030年光伏组件成本可能增加20%到30%。
可以看到，气候变化问题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越来越融合。要应对气候变化，大国首先要有政治意愿，而美国的政治意愿明显消退，欧洲也面临更复杂的困难和内部分歧。一些国家的担忧可以理解，但这种态势的确制约了气候行动和实现全球目标的进程，短时间内也难以好转。
绿色产品的国际贸易和供应链韧性，也始终面临一个现实的困难，就是目前很难统一定义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也包括数据、标准及认证体系。在WTO框架下，目前也没有达成针对绿色或低碳产品与服务的有关协议，没有为绿色产品提供便利化的制度安排。
绿色产品和技术种类繁杂，各种技术、产品之间是比较级，而非最高级，都有提高水平的空间，这需要政策规则、产品分类、绿色标准多元化，很难全世界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定义。过去发达国家在规则上更有话语权，未来需要更多考虑国别差异及国别需求，自下而上地总结案例经验和梳理公平的制度安排。
未来绿色产品可能是以目录的形式，或者采取分级分类、不断提升的阶梯路径，逐步提高标准和服务，让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持久。
在此环境下，我们要避免气候行动多边进程及现有国际协议落实工作的进一步恶化。中国应该发挥“合作引领”“集体引领”的作用，不去首先追求所谓的“领导地位”，而是在做好自己的基础上，通过南南合作、南北南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模式，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绿色转型。
最近两年，中国的绿色产品不仅在发达国家有市场，同时在巴基斯坦、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南方国家也给当地带来巨大变化，不仅帮助当地实现能源转型，还提供了绿色电力供应。用得起的可再生能源，可以帮助南方国家实现绿色增长。
人类社会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具备条件和能力去建设新的能源体系，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全球绿色转型仍然是基本趋势，只是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2512/04/500139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