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季度数据看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趋势

我国经济复苏趋势已基本确立

　　一季度经济数据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它综合反映了我国经济复苏趋势已基本确立，但复苏之路并不平坦，经济回暖与结构调整的步伐依然艰辛。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7%，低于去年同期8.1%与去年四季度7.9%的数据，但高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7.5%的目标；CPI同比上涨2.4%，涨幅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落0.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9%，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比上年全年加快0.3个百分点。（见表）

　　一季度经济数据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它综合反映了我国经济复苏趋势已基本确立，但复苏之路并不平坦，经济回暖与结构调整的步伐依然艰辛。一季度数据是“十二五”以来经济下行趋势与短期经济弱势回升叠加效应的结果。统计局发言人称，一季度经济总体开局平稳、稳中有进，增速回落是主动调控结果。考虑到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各种因素的影响，7.7%的增速基本还属于运行在正常区间内，从各项指标看，二季度的增速会快于一季度，全年整体增速超过7.5%的目标而达到8%仍然是可以预期的。中电联前不久发布2013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认为，2013年，我国经济回升将带动用电需求增速回升，相应地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5%—8.5%，预计在7.5%左右。用电量的增长应该基本可以支持相应的经济增速。

　　从世界各国的增长历程看，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跃过中等水平阀值后，我国经济增长率由高速转为下降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许多统计数据也已证实经济潜在增长率已有所下降。有关研究给出了这个阶段增长率下降的几点原因：首先，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明显收缩。过去10年，基础设施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从30%下降到20%。其次，资产回报率下降，产能大量过剩。2011年，增量资本产出率达到了4.6，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降低。再次，劳动力供应增长显著放缓，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最后，城市化虽然仍在扩大，但速度已有所下降。然而，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前景暗淡。从国际比较看，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在人均GDP达到目前中国的水平后仍然分别出现了7—9年的超速增长。因此，不应过分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4月14日，李克强总理在新一届政府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必须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为长远发展“垫底子”，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因此，考虑和谋划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时，应当顺应新形势下的新特点，寻求新阶段的新动力，在确保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上，更加着力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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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深化改革推进经济持续增长

　　未来改革需要从新形势出发，制定科学有效的改革方案、切实可行的实施路线。只有在全面深化中突出重点、找准突破口，才能收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功倍之效。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从历史来看，改革曾为中国带来了最大红利，过去3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从一个贫困落后和封闭的国家成长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改革有效地提升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1978—199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中，有1.5个百分点是因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所形成的，这个数据远高于日本和韩国1960—1993年期间0.26%和0.34%的水平。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基于索罗增长模型的分析，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而较大的30%部分则是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实证研究表明，可改革的体制具有巨大韧性和灵活的优势，能够为长期的增长提供坚实支持。因而，深化改革依然是推动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与30年前相比，当前改革面临的矛盾、挑战、阻力有明显变化。未来改革需要从新形势出发，制定科学有效的改革方案、切实可行的实施路线。目前的有利条件是，我们有30余年改革的丰富经验可供参考，当前的形势也强烈要求新一届政府推进改革，以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期盼。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有在全面深化中突出重点、找准突破口，才能收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功倍之效。当前，政府改革与要素价格改革业已成为新时期改革的两大突破口。

　　从行政领域看，长期以来，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其他改革相比一直显得滞后。政府应当加快职能转变的步伐，尽早完成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把本应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把本应属于社会的回归社会。在十八大之后新的历史时期，政府部门应当站在全局高度，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敢于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深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酝酿已久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出台。大部制改革最大亮点是向社会和市场放权，以放权破题政府职能转变。

　　从经济领域看，由于目前粗放式发展模式具有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与环境的不可承受性，而我国资源产品的价格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扭曲状态，并带来了资源大量低效使用。因此，深化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市场化改革已是刻不容缓。金融危机后，国务院提出适时推进石油、天然气、水、热力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理顺相关能源、资源产品的比价关系。近期，发改委新推出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拉开了资源“价格要素市场化”的序幕，预计未来天然气、电力市场以及资源税改革等也将适时推出。进入2012年以来，我国通胀水平比较温和，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相对低迷，这为实施酝酿多年的“价格要素市场化”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当然，这还需要充分考虑由此对推高通胀与增加居民生活压力带来的影响，妥善、有序地实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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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中国经济应当顺势而为、抓住机遇，将业已开启的经济结构调整进程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产能过剩的时代，只有从供给层面出发，依靠转型升级来提升生产率与企业利润。因此，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关键要靠经济的转型升级。转型升级也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源泉，特别是工业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更是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从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看，当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应当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机理上讲，这三个方面犹如三角形的三条边，互为支撑和依托，共同构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平面图，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三大动力源泉。

　　自“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朝着“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方向发展，产业的转型升级业已取得积极成效；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仍未完全摆脱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由于受制于产业自身成长的特性及各种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并非一帆风顺。目前，影响结构调整的不利因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种因素导致成本上升的速度快于结构调整的步伐，致使企业利润持续下滑，企业一直徘徊于调结构与求生存之间；二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库存下降缓慢，价格低位运行，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2013年的结构调整仍然会在这种环境中艰难地进行。当然，目前的经济放缓与相对温和的CPI水平也有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日前，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发布《2013中国产业升级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热潮，我国产业升级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中国经济应当顺势而为、抓住机遇，将业已开启的经济结构调整进程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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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调控要适应新形势的特点

　　货币政策应以微调和预调为主，同时央行也需要大胆创新货币政策的工具、手段，不断提升现实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历来是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工具。无论是经济处于上升阶段，还是低迷时期，宏观调控作为经济波动的“稳定器”总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其重要性更为明显。

　　与30余年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自“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环境不同于以往时期。一方面，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增长率与物价涨幅较之于以前均相对较低与温和，但经济增长由高向低的转换期还未结束；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运行的市场灵敏度增加，各种突发性因素与外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扰动大于以前。

　　因此，新阶段经济增长的不同特点对调控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宏观调控必须“与时俱进”。以货币政策为例，以往的货币政策要么是扩张性的，以在经济下滑时刺激经济增长；要么是紧缩性的，以在经济过热时抑制需求；而目前状况是增长率与CPI均低于以前水平，经济运行的波动幅度有所减弱。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转化为以微调和预调为主。近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基调是微调和预调，货币政策定位在稳健上就是着眼于这种考量。

　　再以货币总量为例，以往的货币政策基本可以覆盖对货币总量的调控，但近年来各种金融手段、衍生工具应运而生，“影子银行”的规模不断扩大，非银行信贷融资的增速一直高于银行贷款的增速，而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则呈现下降趋势。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91.9%，到2012年下降到52.1%，预计未来这个数值还将继续下降。直接融资占比上升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与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一致，并有利于分散金融系统性风险和更好地配置资金，但各种金融性的市场风险也很可能随之加大，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源于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运用和影子银行的过度扩张。这同时也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央行也需要大胆创新货币政策的工具、手段，逐步扩大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范围，不断提升现实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