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河君：光伏如何成为化身大国崛起新能量？

200年前，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煤炭替代木柴，英国实现大国崛起，身处“康乾盛世”的中国无动于衷，丧失了引领世界的机遇；100年前，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石油替代煤炭，美国借力实现大国崛起，战事频生的中国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

21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摆在我们面前，可再生能源将代替化石能源。这一次，中国能否把握住机遇，让太阳能照亮“中国世纪”呢？

从开封到纽约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在评论版中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该文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是个中国通，曾作为《纽约时报》记者常驻中国。

2012年5月，他再次来到中国，十分惊讶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在工作期间，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发表了一系列中国主题的专栏文章，其中就包括这篇以开封和纽约这一旧一新两大世界之都为中心的文章。

此文的用意是想提醒美国人：中国正在复兴，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人应该居安思危。

进入21世纪，美国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但在1000年前，世界的“首都”可是北宋时的国都东京，即现今的开封。开封的繁华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鼎盛时期，开封的常住人口超过100万，而那时伦敦的人口只有15000左右，纽约当时甚至还不存在。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文中说：“我们如果回顾历史，会发现一个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光景尤其如此。”

经过1000年的历史变迁，开封和纽约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使得开封从一个世界级都市的位置上渐趋衰落？又是什么使中国这个经济总量曾达到世界经济总量1/3的世界最大经济体落后于人？答案是：工业革命。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18世纪中期，木材匮乏引发能源危机，这使得英国人毅然决然地在热能和机械能领域实现转轨，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了国家整体性的产业变迁，完成了经济史上的重大转折，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如果我们可以穿越时空隧道来到18世纪初的英国，会看到一条条清澈的河流、林立的纺织工厂，看到水流推动旧式纺车缓缓转动，听到纺车吱呀吱呀的声音。

1764年，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实现了多锭纺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约克郡布匹交易大厅里摩肩接踵，一匹匹纱布薄似蝉翼—由于骡机和自动纺纱机的发明，纺纱产品的质量实现了飞跃。

1782年，联动式蒸汽机问世。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蒸汽机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与其说这是瓦特的功劳，不如说是煤炭的贡献，因为正是后者方便运输、热效率更高的特有属性，使这种新设备得以被任何一家工厂或矿山采用，而不是必须把厂址选在木材产地附近或河边。

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煤炭和钢铁，煤炭是近代工业的首要能源，钢铁是制造机器的材料。英国正是因为这两种基础原材料丰富，才得以在称霸世界的道路上走得飞快。

蒸汽机还带给英国人开拓世界航线的信心，他们驾着以煤炭为燃料的大船，在全球广泛建立殖民地，最终扩张为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帝国。

谁拥有资源，谁就能抢先一步。

虽然早在9世纪就有过英格兰修道士燃煤取暖的记录，但大部分英国人在17世纪之前对煤炭还是无动于衷，因为英国拥有广袤的森林，足以满足英国人冶铁与取暖的需求。15世纪流行于英国的鼓风炉就是以木炭为燃料的，一家炼铁厂每年要消耗1036平方公里以上的森林。

按照金融投资家约翰·内夫的说法，在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2000货车的木头仅相当于酿酒业一年的燃料。到了詹姆斯一世时期，一个玻璃作坊一年就需要4000车木头。另外，“海军同样需要木材制造军舰”，而且用料讲究，用量巨大。

森林的大量砍伐使英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制于能源供给。1500~1630年，劈柴价格上涨了7倍，而同期物价只不过上涨了3倍。17世纪，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建筑、取暖和手工业等各领域的木材需求激增。欧洲“小冰期”的降临又使得英国的冬季格外寒冷和漫长。英国人不得不积极寻找木材的代替品。于是，煤炭被大量开采。资料显示，到1700年，英国的煤产量已经有250万~300万吨之多，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产煤量总和的5倍。

由于英国、法国的加来海峡地区和德国鲁尔地区的煤矿不断被开发，1850~1869年，法国的产煤量由440万吨上升到1330万吨，德国的产煤量由420万吨上升到2370万吨，整个世界煤炭消耗量占整个能源消耗量的比重从1830年的不足30%，迅速上升至1888年的48%。1920年，煤炭消费比重高达62%。

从13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代开始，全世界依次进入“煤炭时代”。

当整个欧洲拉开全方位变革的序幕时，中国正在经历什么？

彼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期，仍然以土地为依托，最大的变化可能是粮食产量的大幅增加，而这还是因为美洲开发产生的全球辐射效应为中国引进了玉米与红薯等高产作物。

不过，彼时的中国仍旧是世界经济第一大国。18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印度，约为全球30%的量级，约为英国的6倍，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高达33%，人均产值也高于印度，人口急剧增长。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大清帝国正值鼎盛时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重申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依然比试刀剑。而5年后，英国人瓦特成功地改良了蒸汽机。

1793年，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英国使团的目的是要中国开放市场，为英国的资本积极开拓远东市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以失败告终，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英国商人后以鸦片为商品，进而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开放市场，将中国先前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形态。

“康乾盛世”后期的中国不仅缺少必要的世界眼光，更无心留意西方社会发生了什么。因为“天朝上国”的傲慢，因为闭关锁国的政策，因为陆续经历了《南京条约》、禁烟运动、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内忧外患中，中国错失了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彼时，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人口较少、工人数量也相应较少的国家得以首次显著提升其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英国在制造业比重上的变化。在1840年以前的数百年间，中国一直占据着全球制造业第一的位置。到了1840年前后，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英国工厂的生产力显著提升，全球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被英国夺去。

重伦理不重科技、重农业不重工商业、自我封闭而不重世界交流，以木柴为驱动的中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终于没有赛过以煤炭为驱动的英国。

痛失“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

从煤炭时代向石油时代的过渡也是化石能源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进步。由于电能的应用、内燃机的发明、新交通工具的研发、新通信手段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以电力、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为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确立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可以说，200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世界市场的雏形，100年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工业革命带来的动力革命和冶炼技术、电力、通信技术的提高，辅之以动力强大的机器，使人们的足迹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由此，殖民地的拓展与战争成为世界新兴强国的主题，最终引爆了“一战”和“二战”。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美国内战的推动力之一，美国内战则拓展了美国的疆土，完成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本主义革命，进而为其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此外，“一战”和“二战”的辉煌战绩以及被保护的本国工业、科技和教育体系使美国超越英国成为新帝国。

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之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一年，距离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仅仅118年，距离这片新大陆被发现也只有400年。

从18世纪开始，中国又经历了什么？

彼时，中国还没能推翻封建统治，旧政治体制依旧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关系，无法释放出新兴的生产力，中国不仅没能进入电力时代、石油时代，更没能赶上批量生产的时代。中国陆续经历了革命与战乱：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尽管中国也曾有过所谓的“黄金十年”的契机，但当时中国所引进的工业，如苏南地区缫丝工业的兴盛，都是发达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剩余产物。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适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体系，农业国的性质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随后，日本入侵又打断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革命与战乱使中国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其直接结果是：在15世纪之前，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到了1950年，中国经济总量降至世界的1/20。

1820~1913年，全球经济总量约增长了4倍。其中，西欧增长了近6倍，英国增长了6倍还多，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掠夺，中国前50年是负增长，后50年有所增长，但总量基本保持不变。

这就是中国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故事。与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机遇相比，这一次的错失不仅仅是失之交臂、被人赶超，而是使中国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也深刻地体会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我们一直认为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然而再深究一步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以往两次工业革命的驱动和核心其实都是“能源替代”。大国的兴衰完全可以从能源方面寻找注脚。

过去的一个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是石油世纪。

早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就已经赶上并超过了英国。1871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为660万吨，美国为170万吨；1900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为910万吨，美国则猛增到1400万吨。1850年，英国工业产值占世界的39%，而美国只占15%；到了1913年，英国的工业产值只占世界的14%，而美国却占36%。1870~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81倍，而同一时期英国只增长13倍；1913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英国则下滑至世界第三位。

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全球巅峰。杰里米·里夫金认为，这背后的“功臣”是充足且廉价的石油、汽车和民众消费，而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

如今，中国与其他各国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同一起跑线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如果能够抓住这次机遇，将会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的强国地位。“石油世纪”还能持续多久？

可以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各国发展的最根本规律就是经济高速发展与化石能源消费高速增长同步。

1950~1973年，全球经济增长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速度，23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91%，接近1870~1913年煤炭黄金时代增长速度的2.5倍，全球经济总量实现了3倍的增长。其中，日本23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惊人的9.29%，整个经济总量大约增长了8倍；而美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4.8%，是过去100年增长速度的2.2倍左右，经济总量也实现了3倍的增长。高速增长背后的能源推动力正是量足价廉的石油—到1973年，石油产量占整个能源产量的43%左右，一个全面依赖石油的经济体系与文明体系基本形成。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杰里米·里夫金在开篇不久就给出了一个让普通人相当震惊的论断：2008年7月的世界金融危机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的巅峰期，在一个依赖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经济体系中，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却又无能为力。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

作为新能源的忠实信徒，我在读到这一论断时并没有十分震惊，而有一种巧遇知音般的欣喜。在我看来，石油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要比普通人想象中的快得多，如果中国能够把握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美国主导的石油体系极有可能被中国主导的太阳能体系代替。

那么，石油世纪还能维系多少年的辉煌呢？

首先，我们从石油探明储量角度讨论。从每年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石油探明储量数据中可以发现，1991~2011年，全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不断增加，特别是2001~2011年，平均每年增加50多亿吨。目前，全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约有16520亿桶。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石油产量。为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工作的地球物理学家金·哈伯特曾在20世纪50年代预测，大约在2025~2035年，全球石油产量将达到峰值（日产7000万桶）。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10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显示，这个峰值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此后能源开采会日益困难、成本会不断提高，全球经济会出现震荡。事实上，世界石油产量在2008年已经实现日均8173万桶。

再来看看石油的消费。目前，全世界每天消耗石油8000万桶（每7桶合1吨），其实际消费量也在逐年增加。例如，1999年为34.62亿吨，2006年为38.9亿吨，年均递增1.68%。约40%的石油用于机动车，全球机动车使用量在1999年为6.62亿辆，2009年增加到8.47亿辆，年均递增2.49%。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石油自给率在快速下降，石油日益集中在占全球人口比例不到0.5%的海湾六国手中……

尽管随着勘探技术的改进、勘探投入的增加以及统计方法的改变，石油探明储量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比开采速度的增长更快，但是无论如何，石油总归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地球上的石油总量终究是一个定值，总有被耗尽的那一天。以目前的开采速度计算，地球上的石油储量只能再支持41年。

石油资源的日益枯竭、分布的不平衡和利益集团的垄断，极有可能在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引发灾难，比如某些国家为了争夺石油资源而发动战争。

这在历次的石油危机中可见一斑：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产油国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国家采取减产、禁运、提价等措施，由此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其直接结果是催生了以美国为主的国际能源机构，该机构由最初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抗转变为对话和合作。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在促进清洁能源发展方面是急行军。中国政府在2009年推出了“太阳能屋顶计划”和“金太阳工程”，随后，在光伏业一片哀嚎的2012年，毅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补贴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利好政策，扶持光伏产业的态度非常坚定。

2013年上半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按照发电量给予补贴；此外，光伏电站项目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优惠政策也于9月份出台。光伏电站运营企业的增值税由17%下调至8.5%，这就相当于提高上网电价，电站回报率将因此上升，这对光伏电站运营企业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选择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论述的，将来可能是多种新能源并存的时代，但只有太阳能可以挑大梁，风能、水能的发展将是有益补充。

能源替代的关键时刻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刻。问题在于，中国将以何种姿态出现？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挑战者、发展者，还是新能源革命中的领导者？

种种数据显示，中国后来居上。比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30多年来一直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是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3万亿美元，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0%，进口总量占全球进口总量的10%；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科技强国，如今大约有92.6万名研究人员……我国在许多领域已经接近或领先世界先进水平。

据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位居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两项重要指标均可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这意味着“中国世纪”的到来。那么，在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下，中国凭借目前的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的世纪？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一条解决方案，即中国要做绿色崛起的代表，以最小的环境代价和最合理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照此推理，“中国世纪”必须是“太阳能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