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世纪论战：林毅夫指张维迎对其有很多的误解

11月9日下午，在特朗普当选的消息刷屏所有人的手机时，北京大学朗润园里人头攒动，包括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内“拿到票”的观众进入了林毅夫和张维迎辩论会场，更多的“围观群众”在篮球场大小的中式古典庭院里，用各种方式希望挤入现场。辩论并未准时开始，而是推迟了10分钟—林毅夫还在完成他的PPT的最后修改。

此轮围绕产业政策的论争，从8月的亚布力论坛一路烧到11月的大梅沙论坛，吴敬琏、黄益平、许小年等经济学家，以及顾昕等政府管理领域的学者，纷纷卷入其中、各自表态，直到目前，论争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从1994年开启的林毅夫张维迎之辩，横跨20多年—这场绵长的“市场与政府”之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变迁，始终在进行。

尽管林毅夫辩称自己“既有市场又有政府”，但他始终作为“政府”一派的代表人物存在，而张维迎则相反地作为“市场派”的符号存在。

实际上，两人都或多或少为体制内经济学家。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林毅夫和张维迎同为创始人。林毅夫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7月至今，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张维迎主要在学术界任职，除了曾任北大校长助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外，还曾兼任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国务院国家审批制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11月9日在北大朗润园的3小时中，林张二人表面激烈地辩论，但观点并不新鲜—相反，两位资深经济学家一直在重申自己多年以来坚持的理论。

但这没有改变从学界、企业界到大众对这场论争的参与热情，甚至国家发改委也对此发声。

9月14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对“产业政策”的讨论作出回应，“我国的产业政策确实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

与赵辰昕的回应相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冯兴元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学界和大众对这场论战空前关注，原因是“大家都对（产业政策）现状有些不满。”

“张维迎对我有很多误解”

这一轮论战，张维迎的观点其实非常明确：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用张维迎的话说，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

相对于激励机制，认知能力是产业政策失败的根本，“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所以，张维迎的结论是：“产业政策是豪赌”“产业政策注定失败”。

而林毅夫在辩论后最终刊出的、据说“改了两天”的回应文中表示，张维迎对他有很多误解。“维迎老是说我主张政府选择产业，不让企业家选择。我再次强调，在我的两轨六步法以及五种产业的划分当中，只有一种产业是政府选择的，那就是涉及国防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其他产业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进入的，然后政府帮着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他批评的那种靠补贴来发展产业的产业政策，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反对的产业政策。”

林毅夫表示，自己所说的产业政策并不是广泛的补贴。他承认，产业政策大部分失败了，但即便如此，产业政策仍然是必要的—“不能因为会有政府失灵，就说不需要政府”。

在经济增速低位徘徊、下行压力始终存在，经济增长新动力尚未完全能够支撑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不做什么？—对当前政策动向的关切和发声，或许才是经济学界和各界再次对林毅夫和张维迎经典论争投入如此之多关注的理由。

新一轮“世纪论战”

1995年是国企改革之争；2002年，张维迎加入了林毅夫和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2014年林张论战再次升级，这次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

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两轨六步法”，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设定的六个步骤，发现可以进入的潜在优势产业，再通过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实现资源的富集，改变要素禀赋并实现结构升级。

但从众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因为“六步法”将政府置于主导者地位，而由此引发的寻租、市场扭曲等问题，成为企业家和创新者有形无形的障碍，反而阻碍了创新的发生和经济的发展。

在11月4日于深圳举行的第三届大梅沙论坛的主论坛上，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对当下的产业政策和对产业政策的讨论提出批评。

“目前国内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仍停留在表面层次，真正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应该是能够强化竞争，弥补市场失灵的。”吴敬琏说。

在演讲中，吴敬琏表示，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期时加大了对产业政策的运用力度，以至于到了21世纪初期，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面对产能过剩，又用行政的办法去矫正这个结构的扭曲，于是逐渐形成了一套叫做“有保有压，有扶有促”或者是“有扶有控”的政策体系，甚至定期颁布产业目录，将产业分成“可扶持”和“可压抑”两类。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在9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多资源，不了了之。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

黄益平说，前者的例子是各地方政府响应倡导，纷纷开办创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却要走同一条独木桥，很难避免资源浪费。后者的例子是光伏产业，现在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使用国，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绝大多数光伏企业仍然无法自负盈亏。“我现在有点担心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重蹈光伏的覆辙。”黄益平表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也在大梅沙论坛上表态，他认为产业政策基本没有必要，而且产业政策的作用从实践中来看也是不好的，“发生了政商勾结，骗取国家补贴的事情”。

“产业政策是有代价的”

日本是实行产业政策并一直被作为案例讨论的重点国家之一。

此次大梅沙论坛上，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理事长田中直毅从日本的经验出发，指出日本的产业政策并不如许多人以为的有效：“日本在20多年前曾经历信贷紧缩的时期，这是因为宽松的产业政策并不是非常有效，造成债务和财务等问题的严重后果。而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市场配置资源扭曲的情况也在持续，日本近几十年的经济都有所衰减。”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的立场相对中立，他认为政府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同时提醒“产业政策是有代价的”。

莫里斯认为，很多在经济危机中没遭受重创的国家，一些国有、公共企业或相关机构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但各国发展中的现实也让莫里斯担忧，他指出，产业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直接代价，比如一些公共企业、政府企业的效益会比非公有企业低。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冯兴元解读林张之辩

记者：林毅夫的“产业政策”概念和主流经济学中的“产业政策”概念是否一致？

　　冯兴元：林毅夫此前讲产业政策，都是扩大化的—他把很多各种政策，只要跟产业间接、直接发展有关系的，都叫产业政策。在这次讲话里面，因为别人已经向他提出要让他做一个界定，所以林毅夫的定义是比较符合学术规范的。

记者：如何看待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冯兴元：林毅夫主要的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里面有一块，我们称之为做配置效率，即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得到最优—这一配置是靠市场的，而不是靠政府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完全竞争理论：它主张政府真空，思路已经完善了，信息也是完善的，资源配置中没有政府的作用，既不需要有政府的作用，也不需要企业家的作用。

但实际上，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非常“复古”地继承了德国的历史学派。德国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说，“我们没有理论，我们就是就事论事的研究，也许以后会有成熟的理论”，通过分析具体的文化等条件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该学派的李斯特，主张“两阶段论”。第一阶段比如说优质产业需要保护，然后等产业成熟了，也可以自由贸易开放就是重商主义—李斯特的主张也不算理论，他仅仅是总结。实际上，常常是越保护越落后，比如中国的汽车业，是开放才成长的，不是保护成长的。

而林毅夫的“三阶段论”，就是比德国的历史学派稍微再复杂一点，然后比较各个国家的情况，仅仅是比较现象。而不是从真正的、经济成长的成因去看问题。

记者：这次的辩论会否以某种方式去影响政策决策呢？

　　冯兴元：不会。第一，产业政策在中国也快到头了。一直在做、犯错误，已经不可能再做得更多，只能做得更少；第二，产业政策是有惯性的。

记者：为何最近经济学界和大众对这一论争进行了空前的关注？

　　冯兴元：因为大家都对现状有些不满。

这个辩论背后恰恰就代表两派，一派就是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产权派—通过发展自发秩序的市场，实际上更容易获得创新；一派是林毅夫为代表的，认为产业政策有犯错，但不能就不搞了—其中一个依据是，成功的这13个国家都搞产业政策。这相当于说有13家医院，每个医院都有医生给病号做手术，尽管手术的成功率是比较低，但我们不能不做手术—这说不通的。

记者：据我在深圳的观察，产业政策似乎并不是完全没用。你怎么看产业政策的效用？

　　冯兴元：我之所以说林毅夫的观点错误，是因为林毅夫把很多事情都套在一起了。

产业政策可以做，但需要在一些条件上才能做。第一个是产权保护，第二个不与民争利—市场能做你政府不要做；在德国，叫辅助性原则，就是政府只提供服务性支持。

还需要“竞争优先”，德国的欧肯认为，竞争秩序有7个原则，其中一个发挥作用的是价格体系，但如果产业政策多了，价格体系就乱了，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好的企业有时候因为游说政府的能力不如差的企业，反而衰败下去了。

然后会寻租的、会捞好处的反而生存下来了，投资却收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