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国外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质疑？

2016年12月11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入世议定书规定的15年市场经济地位过渡期已过。但美日欧已经表态不承认中国属于“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该如何应对？

2016年12月11日，是中国入世的重要时间节点，加入WTO十五周年，中国入世议定书规定的15年市场经济地位过渡期已过。但是，时至今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依然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打太极拳，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也就预示着，中国作为加入WTO的成员国中唯一设置了市场经济地位过渡期的国家，即便已经遭受了15年的国别歧视，但在期满之后，或将继续遭受歧视。

　　一、贸易国别歧视已经让中国很受伤

WTO奉行“非歧视性”、“公平贸易”和“透明度”三大原则，而针对中国采用的这种“第三国替代”的反倾销保护手段，仅此一条就已经违反了非歧视性和贸易公平两个原则。

在这一条款下，世贸组织成员对华的反倾销调查，倾销幅度的确定，可任意选择某一替代国的商品的成本数据进行参照，而不使用中国企业自身数据，这样往往导致倾销幅度易被高估，倾销判定容易成立，使中国遭受不公平待遇。

首先，让中国外贸企业承受不公平性。加入WTO以来，我国在“非经济市场地位”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美国利用该项条款，针对中国农产品、轻工、机械和冶金产品领域发展反倾销。欧盟对华摩擦集中在钢铁、光伏等领域，如欧盟一般选择将土耳其作为计算中国钢材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而大家知道中国的钢铁产量达8亿吨，而土耳其的钢铁产量仅为3150万吨，该国的钢铁产量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型钢厂的产量，在具有规模效应的钢铁行业来看，高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倾销幅度，这种衡量方法显失公平。

其次，增添了我国外贸政策的复杂性和困惑。这一条款的存在，为中国政府政策和企业决策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有的国家，本来没有采用这一条款进行贸易反倾销调查的动机，但发现欧美国家用了这一条款屡试不爽，就开始采用针对中国的“第三国替代”贸易壁垒。例如，澳大利亚在2005年已经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2005-2009年6项贸易裁决种，无一采用第三国替代方法，但是，随着欧美在华外贸易争端屡有斩获（据统计，2008—2012年，中国遭遇反倾销案件调查308起，占同期全球总量的31.8%，其中判定存在倾销行为的案件达233起，占比高达75%），在2010年以后，澳诉华反倾销案件形势直转急下，澳大利亚在铝型材、碳钢焊管、铝制车轮、镀锌板等案件中，频繁持续采用替代国价格认定倾销幅度。

因此，“第三国替代”条款，对外贸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最多的国家。据WTO数据统计，2014年全球反倾销案件236起，其中，中国涉案63起，占到了全球占比的四分之一，2015年中国企业遭遇72起反倾销调查。

　　二、中国已经到了甩掉外贸歧视帽子的时候了

要正确评估我国外贸发展形势和全球地位。加入WTO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货物贸易领域具有优势，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规模，使得钢铁、纺织品等资本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全球竞争力。但也要注意，中国享受的贸易权利大打折扣，在农产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中国并没有享受到发展中国家权利。尤其在反倾销的认定上，在欧美日等国家谈判要求下，中国入世议定书设置了15年市场经济地位过渡期，可谓首开先河，绝无仅有，在世贸组织仅中国一例。

当前，甩掉贸易歧视的时机已经成熟。

首先，从法理上看，这是入世议定书给予我国的基本权利，是遵守和履行世贸法律规定。正确理解协定书第15条规定“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其明确表达了中国入世15年之后，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发起国采用替代国的权利已经失效，因此，当前中国废止该条款的时机成熟。

其次，从对外经贸关系上看，我国的贸易结构已经发展了根本性改观，这给予了中国说“不”的实力。从贸易总量上看，2015年中国进出口额3.9万亿美元，是加入世贸前的2000年的8倍，此规模占全球比重的11.9%，比排在第二的美国略高0.5个百分点。在贸易结构上看，中国的服务贸易扩大，开始成为净进口国，201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7130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进口额4248.1亿美元，是2000的12倍，旅游、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净进口大户。从吸引投资上看，2015年中国首度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流入量1290亿美元，此规模是2000年的2.1倍。

　　三、坚决抵制针对中国的“第三国替代”贸易保护主义

仔细研读相关条款，分析和汇总当前的反倾销案例，甄别主要国家的贸易态度，我国应做出如下决定。

第一，我国政府要重申替代国条款已经失效，要求各国履行议定书协议。

笔者要表达一个观点，议定书第15条规定本身就是一个坑，“市场经济地位”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道具。世贸组织并没有给出市场经济的认定，世贸组织也没有认定哪个国家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直接说吧，世贸组织并没有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市场经济地位只是各个缔约国的内部评判标准（美国和欧盟都制定了各自特色的市场经济地位标准），中国在入世时迫于压力，不得已将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具有极高主观评判标准的写入议定书。因此，当前，不要在市场经济地位上继续与欧美等国家纠缠不清，丢失自己筹码，进入了欧美国家的逻辑圈套。

我们不必考虑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名词在世贸组织范围内没有明显定义，但入世协定书第15条明确规定，在15年期满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替代国”方法就失效（原文：无论如何，（a）项（ii）目的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15年终止），不必在意哪些国家承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无论哪个国家，在2016年12月11日之后，都没有权利依据第三国来衡量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

　　第二，积极做好贸易政策储备，枪打出头鸟，建立贸易战略核威慑。

一是从战略上看，要通盘研究我国的贸易优劣势和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建立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国际贸易政策方针。

大家需要知道的一点，贸易协定并不是法律，松散的国际法和贸易惯例并不具有绝对的法律尊严和约束力，必须依靠本国实力来争取。比如美国制定了“301条款”、“337调查”等贸易歧视工具，保障美国的国家利益。当前，我国需要结合在服务贸易领域逆差的情况，分国别来总结和提炼在投资、金融和旅游等方面的贸易手段。一旦某个国家在2016年12月11日之后继续针对中国采用第三国的贸易替代衡量标准，中国要能够建立起快速反应能力，形成贸易制裁的威慑能力。

二是从战术上看，要枪打出头鸟，惩罚第一个玩火的国家，要做好和某个国家打一场局部贸易战的准备工作。

第三国的替代标准，本质上还是一种贸易摩擦，因此，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只有对出头鸟国家实施足够的贸易击打，才会对其他国家形成震慑力。因此，要做好枪打出头鸟的准备。第一步，发表声明。在12月11日的15年期满之后，中国不接受任何以第三方替代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调查，哪个国家先发起该项贸易保护措施，将坚决予以贸易反击。

第二步，向国际社会公布我们一揽子的贸易措施。向欧盟、美国、日本等经济体表明，若再次采用第三国替代的保护政策，将启动对该国贸易审查机制，分析该国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形式，找到它的软肋和痛处。比如，中国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逆差大国，外国在金融以及旅游等项目占便宜，可以收紧出头鸟国家的华金融和投资活动，尤其利用发达国家和中国签订投资协定心态紧迫的现实，收紧出头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度，对该国的对华投资进行备案和审批。作为全球的最大投资地，发达国家比较感兴趣和中国签订投资协定，当前，中美、中欧投资协定都在谈判当中。

第三，分化瓦解，一打一拉，争取更多贸易伙伴

提高对各国贸易政策的研究能力，调动国家智库，跟踪研究各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对于明确表明放弃针对我国的“替代国”贸易方案的国家，要加快签订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采用鼓励态度，进一步扩大全球贸易量。

但是，如果有国家还是采用这种方式，建议对继续使用“第三国替代”政策的国家，采用歧视政策，比如，在2015年10月我国宣布，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在某些国家一意孤行继续玩火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将该国企业排除在外。此外，我们要警惕，要甄别仅是表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同时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曾经出现这样的行为。总之，一打一拉，打拉结合，逐步扩大中国的对外交往圈子和话语权。

第四，加强自我反省，以智慧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满十五年了，应该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思考一些事情。

我们要自省，比如对外开放的步伐能否更大些。继续扩大对外改革开放，在自由贸易试验区（FTZ）和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战略下，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当前如何加快推进RECP、中日韩自贸协定等贸易谈判，加快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协定，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来实现和欧美对话。

我们还要反省，比如是否需要整顿部分产品的出口秩序。当前，钢铁及其制品的反倾销案件占据我国的反倾销案件的一半，那么，钢铁污染很严重，我们要实现出口企业绿色生产。因此，我们有无必要建立“两高一资”污染产品的绿色出口名单制度，从而不要将产品出口到国外，而污染留在国内，还要引来众多国家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诉讼。

中国欢迎善意的提醒，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进步，同时也要警惕某些国家恶意的贸易保护政策，而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正如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2015年曾表示，“欧盟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商界做好主要的98%，剩下的这1%至2%留给政治家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