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和专家谈能源发展

在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年会暨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协作发展论坛上，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合作局副局长林弘宇、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焦建清、中国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霍广钊、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水利部副总经理徐树彪、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孙兴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光伏业务总裁许映童、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韩文科分别从政策、市场、资金等方面表达了自己对“十三五”时期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发展的观点。他们这样说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合作局副局长林弘宇：

新能源应按照“源、网、合”的方向去发展

近几年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按照百分之几十的比例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并不是由某一个原因造成，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需从政策、技术、价格机制、金融手段等方面去破解，思考从“源、网、合”三个方向去发展。

一是“源”，新能源本身的规划、建设包括如何与电网协调配合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其间既有政策因素也有技术问题。二是“网”，新能源不但自身要发展，同时也要和传统能源、可调能源优化配合，还要更大的范围进行优化配置，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实现跨国、跨洲联网。既然信息可以形成互联网，能源也有必要形成互联网，在网上来输送风能、太阳能，这样能在更大范围内享受到优化配置的好处，比如季节差、时间差等。三是“合”，要解决“合”的问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储能，各种储能方式要加快推动，包括政策、金融如何优先配制；如何鼓励发展；如何给它提供金融服务；如何给它补贴；如何推动它的发展；如何在新技术上取得突破等。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焦建清：

新能源产业发展要以国家利益为先

2016年末，国家发改委在广泛征求业界意见以后，最终下发了“降低风电光伏上网电价”的文件，光伏下降了约1.5角，风电下降五分钱，类别不同，降得也不一样。这项政策既是市场需要也是国家需要。在征求意见时，我们作为发电企业表达了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风电和光伏确实是新品种能源，发展起来也就十几年时间，特别是光伏在近几年有了爆发式发展，属于新兴行业。我建议国家层面在制定政策时，特别是在电价政策方面要给予新能源发电企业更加宽松的环境。电价是一个敏感性问题，涉及到新能源发电企业的生死存亡，作为新兴行业，政府从各方面都应该予以鼓励和支持。

第二，目前新能源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严重的限电问题，特别是在三北地区。2015~2016年，甘肃限电非常严重，以至于对风电限定已经超过50%，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风电企业出现亏损。最近西部有一个特高压线路项目，已接近完工，建成后西部的新能源电力就可以送到湖南。但这个项目有一个问题，湖南现在是能源富余省份，用不了这么多电，为什么还要建特高压呢？实际上，这是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中的取舍问题，既然希望借助国家政策引导，就应该以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不管是在哪个省都应该鼓励新能源发展，同时减少化石能源的发展。也许湖南的火电厂要受到影响，但即使受到影响也是局部利益问题，国家在政策方面会首先考虑新能源发展，其次才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火电发展，比如从服务角度在电网里进行补贴。对于地方利益和国家总体利益间的权衡，首先要考虑国家利益，让新能源视野能够蓬勃发展。

第三，新能源的限电问题以往认为是技术问题，现在经过业界广泛讨论已达成共识，可能是政策性问题，利益方面的争夺要远远大于技术上的问题。

第四，海外市场开发首先应本着为对方国家考虑为前提的发展原则去开发，这样也更容易介入，先为别人考虑，再赚自己的钱。其次，采取新能源联盟合作的模式非常好，在海外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中国企业要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合作。最后，开发海外市场时，要有长远和战略性考虑，基本点就是从“一带一路”政策和国家对“一带一路”政策长久性地支持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中国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霍广钊：

中国新能源产业规划讲求理性、实际和科学

首先，中国对于新能源产业的“十三五”规划是比较理性、实际、科学的。从可再生能源整体来讲，风电是2.1个亿，太阳能是1.1个亿，这个目标是考虑了中国在世界气侯大会上承诺的15%可再生能源占比，也是从国家大战略格局和国家影响力的角度出发。其次，从布局来说也比较合理，风电超过8000万千瓦，太阳能超过6000万千瓦，整体布局在三北地区占比较少，约占40%，而大部分是在东北和南方地区布局超过4000万风电，所以有效地消纳限电问题非常重要。再次，从通道来看，西北情况比较好，4000万千瓦外送通道，而从结构上来说也比较好，整体结构在逐步降低煤电比例，可再生能源在大幅提高。最后，从整体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上来说，规模也比较实际。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水利部副总经理徐树彪：

新能源产业的春天在未来

从中国未来能源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来看，或者从全球发展中国家未来对需求增长的情况来看，从事新能源产业的春天在未来。“十三五”末到“十四五”时期，中国新能源会有一个快速蓬勃、大力发展的机遇，尽管过去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在促进技术进步、成本下降、政策出台等方面功不可没，但实际上，发展的春天还没有到来，真正到来之前还有以下五个方面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技术方面。技术方面最难的就是储能技术，目前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非常之快，全球在电动汽车技术研究成果方面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千家万户也对新能源储能技术有需求，通过全球互联网专家的研究调动后，一定会对太阳能起到很好支撑。而我们更看好氢能储能，这方面在美国和日本做得也都很好。储能技术一旦突破了，成本就会下降，彼时发展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第二，经济性。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应该大力发展的新能源战略，我们还是倾向于发展三北核电，不太赞同在中东南北发电，海上风电电价比较高，不足以支撑补贴太高的新能源发展模式和产品品种。因为我们在特高压领域做得也很好，加上深度调风，风电价格现在在三北基本上在三毛至三毛五之间，加上七八分钱的特高压线路，一直到京津冀核心完全具备竞争能力。

第三，体制机制。退出化石能源可能需要时间，因为牵扯到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能源价格平衡着整个行业稳定。中央和地方一定要思考如何提高资源利用度，同时，各省追求自身经济发展的矛盾怎么衔接，这些问题在2017年一定会得到解决，所以未来发展会很快。

第四，太阳能方面，目前重点还是要降低成本，需要业内同仁共同努力。如何保证“光伏电站20年生命期”的问题？虽然现在对此关注不多，但如何使成本下降呢？国家补贴肯定不可持续，一个企业要补贴超过一百亿，尽管已解决了一部分，但是好多民营企业很难做，这属于规划中的一个困惑。

第五，境外投资方面。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企业，还是全球的能源企业都面临一个问题，全球的能源企业一做化石能源就停掉了，然后全部转到新能源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因为享受了前面科学技术的成果，未来在能源发展中可能就会抛开化石能源。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孙兴平：

以实际行动来调整能源结构

首先，太阳能发展的春天能不能来，主要是能不能不依赖国家补贴，能不能实现平价上网。除了技术进步和造价降低以外，关键还是产融结合与国家政策补助问题。为什么美国电价比中国便宜；为什么迪拜的电价能达到2.99美分/千瓦时？对此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地研究，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策使产融结合得非常好。比如美国有个很好的税务政策，国家上税情况良好的企业去投资太阳能电站时，可以享受来自三方面的回报，一是退税；二是加速折旧带来的回报；三是参与股权分红，这样使光伏投资人的股权比例可以降到10%以下。此外，美国融资要求不超过1%，贷款利率不超过3%，如果中国的政策到位，那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将大幅度下降。再比如阿布扎比的招标政策很好，天时地利条件也好，日照能达到2000以上，而且土地不要分红，银行利率也下降20%~30%，不超过2.5%，股权比例允许到10%，这些方面都是在切实鼓励太阳能的发展，如果这种条件在中国也能做到，实现平价上网就不是梦。技术进步、造价降低、金融政策倾斜、税务政策倾斜都至关重要，所以中国的能源结构要改，目前已做了很多承诺，虽然国家也有很多配套政策，但是落实下来很难。

其次，融资问题。由于太阳能建设特点，在建设过程当中拿不到全部贷款，都是过桥金融租赁，金融租赁在2015年超过8%，2016年规模有所上升，国家政策和指标为必要条件。至于整个造价、电价降低等问题，中国的国家政策如能够达到美国或者阿联酋的政策标准，现在就可以实现平价上网了。平价上网不在于行业进步、造价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关键还是国家政策落地和税务金融政策结合以及产业结合，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调整能源结构。

最后，规划主要集中在电网和能源、电源方面，太阳能、风能发展最好的地区都是在西部，加大氢能能源发展，对核能的限制和规划调整也要落实到真正行动上。照此发展下去，预计在三年时间内，中国用电量会供大于求，可能会蔓延到西部地区。影响平价上网的因素很多，能不能大力发扬风能和太阳能，不光是要聚焦技术进步、造价、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还要聚焦中国的国家政策、产融结合问题。目前中国有绿色债券，但是发展得不好，各个部门都不愿意做，利息都很高，已超过银行贷款利息，这还能称之为绿色债券吗？如果这些问题得以解决，肯定会推动中国的平价上网。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光伏业务总裁许映童：

发展海外市场要做好风险管控

首先，目前中国的组件、裂变器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也在海外参与了很多项目。随着《巴黎协定》签订之后，除了发达国家制定了新能源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视，而且确实有所行动。中国企业前两年在国内市场机会非常大，发展非常好，但“走出去”的动力不足，如何从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需要思考，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非常可惜，好在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大了去海外发展的步伐。

其次，中国海外合作对于央企、国企的挑战更多，因为受到很多决策机制限制，“走出去”需要找到合作方，还得有长远眼光与预见性，同时造价方面也要做出相应承诺，谁的价格低谁就可能获胜。央企、国企的项目很多需要在现场决策，在“走出去”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挑战。

再次，中国企业“走出去”真正能成功并具备持久力的企业都是投资确实符合了真正的商业利益，能不能给当地带来利益要有长远性投资。而要真正做到系统性管控风险，包括商务风险、法律风险等需要借助当地政策。华为开始只是建设一个基站最后发展到帮对方国家修一条高速公路，因为合同的条款中没有注明这项，早期的制度不健全走了很多弯路，好在已经走过去了，所以在面对海外风险时做好管控非常重要。

最后，新能源的前景已经可以真实看到，特别是在海外投资时，希望能够看到中国从投资方、设备供应方等能真正一起出海，一起把中国的新能源发展形象在全球树立起来。

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韩文科：

对新能源产业的四点思考

第一，降成本。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把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发展的目标适当调低了，为什么？实际上在讨论“十三五”规划时面临着社会和其他部门的压力，一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到现在，尤其是这两年，太阳能发展速度很快，风电发展速度也很快，装机量很大，但是当前电力处于一个新常态，需求低，产能过剩，要想在“十三五”规划时期发展得更快，就需要国家从煤电里面挪出更多空间给可再生能源，挪太多也挪不动，只能挪一部分，用一个较文明的词是要去“抵”。此外，补贴也到了一个关头，现在一年超过500亿的补贴，来源不足又欠费，这么发展下去未来要补贴多少呢？降价的压力很大。对此中国政府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发展的速度适当调低，达到和谐发展，二是标杆电价下调，但呼吁国家要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两件事做了以后有利于“十三五”规划发展，也是“十三五”规划建设的一个框架。就此，我们可以判断“十三五”规划还要进一步降低电价，对企业来讲，要思考怎么把成本降下来。

第二，调政策。中国的配套政策要把优惠体现出来，这样才能和企业形成合力。中国“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大政策有了，速度也调低了，降成本也和企业形成了互相期盼的协调利益，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上政策还需进一步精细化，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重点给可再生能源以拉动，定向给可再生能源以减弱，逐步实施。实际上中国国家层面已经看到，发展可再生能源就得从庞大的煤电里面腾出来一些空间，但是煤电也要发展，五大电力公司除少部分是可再生能源，余下都是煤电，它们也要存活，调整还需逐步实行。目前已经定了京津冀、北方地区推行清洁供热的大方向，以后要加重力度。中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要腾挪出空间。

第三，协调发展。以电网为例，电网今后要建立一个弹性电网，所谓弹性是更多地吸纳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电网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以前是盲目发展，现在弃风弃光现象严重也说明比较盲目，“十三五”规划把发展速度降低，盲目性就减弱了，但与此同时，压力也给了电网。政府被分解出来做好降价、协调发展，往外扩张，这种发展环境会更好。

第四，国际化。在海外发展首先要变成一个国际化公司，国际化公司就是要为其他国家服务，不是以赚钱为一定目的，想赚钱先要为别国发展服务。国际化是“走出去”的高级阶段。现在全球的绿色发展框架在不断形成，这对中国新能源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太阳能企业“走出去”非常有利。但怎么“走出去”要有讲究，联盟很重要，联盟并不是垄断，对各个企业都有利益，互相要思考如何合作，降成本是杆大旗，对社会也是正能量，企业降成本并不都是躺在国家身上，同时，联盟也是一杆大旗，让企业间形成合力，避免恶性竞争。